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牛千万，有一部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地位骤升。
胡适称其为中国文学“正宗”之作，“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工夫，很当得起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诂的工夫”。
阎若璩和王念孙，都是清代考据学大师。而胡适情有独钟的这部奇书，正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
《水浒传》的故事原型，是在正史中仅有寥寥数语的宋江起义。北宋宣和年间，以宋江为首的三十六人率领一支起义军“横行河朔，转掠十郡，官兵莫敢撄其锋”，“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
本来只是北宋无数起义军中平凡的一支，却在千百年来演变成了一段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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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里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作为故事舞台的梁山泊，自然也不是小说家凭空捏造。
梁山泊古名巨野泽，是位于齐鲁大地西南部的一片水乡泽国，附近的梁山原名良山，因汉代梁孝王在这一带狩猎而得名。梁山泊在宋时属东平府，四周的郓城、阳谷、寿张等县都是《水浒传》中活跃的地区。
宋代是黄河河患的高发期，决口屡见不鲜。梁山泊的演变深受黄河影响，常有河水决流进来，以至梁山泊水面广阔、芦苇密布，方圆八百里的一片汪洋成为盗贼盘踞的绝佳场所。
这里的水路交通极为方便，向北可入黄河，向南沿河可经过徐州，而到楚州，再在清河口入淮河，史书中也有宋江起义军转战南北的记载。
宋仁宗时名臣韩琦路过梁山，写下《过梁山泊》一诗，水势浩荡、碧波浩瀚的画面跃然纸上：
巨泽渺无际，齐船度日撑。渔人骇饶吹，水鸟背旗旌。蒲密遮如港，山遥势似彭。不知莲芰里，白昼苦蚊虫。
南宋后，黄河再度改道，梁山泊水域面积大大缩小，沧海变桑田。清代寿张县令曹玉珂是《水浒传》的忠实粉丝，读书时就常怀疑宋朝为何不能调动兵力将梁山一举荡平，以为梁山“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宋江方能占据此地，称雄一方。
正好梁山在寿张境内，曹玉珂到任后欣然前往，发现梁山就是几个平坦的山丘，“塿然一阜，坦然无锐”。周围二三小山断而不连，村落交错遍布其上，还有一个后人搭建的梁山寨，看似无险可守。
曹玉珂向当地父老乡亲请教，他们才说：“从前黄河绕山流过，梁山泊方圆几百里，直到山脚。险不在山而在水也。”
北宋宣和年间，这一片巨泽大湖深深隐藏着帝国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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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在位时，北宋王朝暗流涌动。
当时，各地土地兼并严重，贪官污吏侵占田地，有时一家官僚地主就独占几十万亩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沦为流民，只好背井离乡，四处流浪，成为社会的一股不稳定因素。
与此同时，沉迷道教的艺术家宋徽宗听从道士林灵素的建议，搜罗天下花石草木、奇珍异宝，在汴京修建一个皇家园林——艮岳。蔡京、童贯等权臣投其所好，在苏州设“苏杭应奉局”，为京城运输石头和花木。
蔡京的党羽朱勔被派到苏州后，除了为皇帝搜寻宝物，还趁机在东南沿海一带敲诈勒索牛千万，盘剥百姓。直到朱勔失势被抄家时，他名下拥有的土地已多达三十万亩。
在兴建艮岳的过程中，运往汴京的花石每十艘船组成一纲，被称为“花石纲”。这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先后搜刮了二十多年，多少百姓家破人亡，船上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是民脂民膏。
当宋徽宗自信地夸赞艮岳“真天造地设、神谋化力，非人力所能为者”时，无数农民正惨遭搜刮，无数工匠正遭受鞭打，还有一些底层官吏因押运花石纲有误而丢了乌纱帽。《水浒传》中的一首打油诗就痛诉花石纲荼毒天下：“花石纲原没纲纪，奸邪到底困忠良。早知廊庙当权重，不若山林聚义长。”
朱勔等人不仅在江南各地肆意掠夺，中饱私囊，就连位于运河沿岸的梁山泊也深受其害。除此之外，政和元年（1111），宋徽宗又将梁山泊改为“公有”，从此以后百姓进入梁山泊捕鱼、采莲，都要交纳繁重的赋税，即便遇灾荒年也照交不误。
长江、黄河两岸的贫苦百姓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起义浪潮。其中，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的漆园主方腊，以摩尼教（明教）为名聚众数万，在两浙路发动起义，讨伐朱勔等贪官，接连攻陷数十城，东南一带百姓群起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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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方腊起义，宋江起义的存在感要弱很多。
据史书记载，宋江起义军并不是长期驻扎于梁山泊的武装割据势力，而更像一股流寇。
《宋史》将宋江称为“淮南盗”，即起兵于淮南（今苏北皖北一带），之后才率军北上，来到今山东梁山等地。
据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宣和二年（1120），宋江率领起义军先后进攻淮扬、京西、河北等地，又从梁山泊沿着泗河南下海州、楚州地界，纵横千里，横行十郡。虽没有《水浒传》中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的重大胜利，但宋朝官兵确实拿这帮飘忽不定的好汉没辙。
宣和三年，当方腊起义军攻陷楚州（今江苏淮安）时，宋江的军队也开始进犯京东。直到此时，朝廷才为之震动。
因得罪蔡京而被贬为亳州知州的山东人侯蒙上书宋徽宗，说：“宋江等三十六人起兵横行山东、河南一带，官军几万人也不敢与他们对抗。这宋江想必是个人才，现在盗贼蜂起，南方青溪一带还有方腊造反，不如下诏赦免宋江，让他们去征讨方腊，将功折罪。”
宋徽宗听后龙颜大悦，夸侯蒙是个忠臣，任命他为东平府知府，负责招安宋江，结果侯蒙还没赴任就病死了，其计划也就未能实施。
当年二月，如日中天的宋江起义军转战到海州一带（今江苏东北部），形势急转直下。
当地官军听说宋江起义军到来，大都望风而逃。只有和侯蒙一样为蔡京所忌，而被贬为海州知州的张叔夜淡定自若，摆出一种“哥才是主角”的气场。张叔夜招募了上千人的敢死队，准备与宋江起义军交战。
宋江起义军在海上劫持了十几艘大船，并不断登岸骚扰。张叔夜派人侦查，得知宋江的部队主要在海上活动，决定在海边设伏诱敌深入。
张叔夜先派出一支军队轻装上阵，引诱宋江与其交战，同时命一支精兵埋伏在海岸边。宋江不知是计，率大军直接扑向张叔夜派出的轻兵。两军一交战，张叔夜的军队不堪一击，佯装败退。宋江起义军大喜过望，杀得兴起，急忙趁胜追击，一直打到海州城下。
这时，埋伏在海边的精兵冲到宋江的船上，放火烧船，海风一刮，船队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宋江所部回头一看自己的大本营起火，都无心恋战，慌乱之下又向海边撤退。张叔夜事先安排的伏兵和原本佯败的军队一起杀出，将早已乱了阵脚的宋江起义军团团包围，而宋江起义军也没有小说中梁山好汉那样强悍的战斗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
乱军之中，宋江的一个副将被擒，官军也不断向他涌来，自知大势已去的宋江只好下令投降，率众接受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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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江被招安是当时的头条新闻，吏部侍郎李若水便就这一“喜事”写了一首《捕盗偶成》：
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杀人纷纷翦草如，九重闻之惨不乐。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狞卒肥骖意气骄，士女骈观犹骇愕。
这就是关于梁山好汉三十六人和招安宋江的最早记载。而这支起义军的最终归宿，史书却留下了不同的结局。
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接受招安的宋江起义军加入了宋朝征讨方腊的大军。当时，宋朝任命童贯为江浙宣抚使，率领刘延庆、刘光世、宋江等军二十多万。在侦查敌情后，宋江与刘光世等军队齐头并进，一举擒获了方腊手下将相，押送回京。
节节败退的方腊退守帮源洞，当时只是宋军一介裨将的韩世忠率领一支由骁勇之士组成的敢死队找到他的藏身之处，双方短兵相接，战死数十人，也没能擒获方腊。在被围困十几日后，弹尽粮绝的方腊才为宋军将领辛兴宗所擒，其中自然没有武松或鲁智深的功劳。
1938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讲述了宋江在方腊起义被镇压后的事迹，他们非但没有甘心为朝廷效力，反而再举义旗。
在平定方腊起义后，宋江再次起兵，并没有掀起太大风浪。因参与平定方腊起义有功的宋朝武节大夫折可存，“奉御笔讨捕草寇宋江”，不到一个月就将宋江起义军再次扑灭。
在宋代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中，除了折可存之外，平定宋江起义的人物还有沂州知州蒋园、海州沭阳县县尉王师心等等版本，究竟是谁擒获了宋江，似乎早已无足轻重。
至于起义军的最后结局，或许就像南宋洪迈在《夷坚乙志》中的记载一样，宋江及手下五百人在投降后被全部处死，以悲壮的失败告终。
宋江起义军轻轻地离去，终究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无碑无墓，只有史册中的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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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说：“《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到明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
在宋江起义失败后仅仅数年，中原便陷入金兵铁蹄的蹂躏下，民族情绪高涨之时，软弱的南宋朝廷却偏安一隅。
于是，宋江起义中那些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的英雄传说成为老百姓内心最好的慰藉。诚如胡适所言，梁山好汉的故事正是从南宋时开始广为流传，随着街谈巷语，无人不知。
《水浒传》写梁山好汉接受“招安”，让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而不是“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实现“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一方面是依据史实，一方面也是水浒故事在南宋初年定下的基调。
当时，老百姓难免将梁山好汉与南宋初年在北方抗金的“忠义人”联想到一起。
忠义人是留守北方的汉人，以王彦的“八字军”等为代表。王彦曾聚众一万余人，在太行山与金兵交战，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他们是北方抗金队伍中一面鲜明的旗帜。
通过招安做官，是这些游寇得到朝廷认可的途径，和《水浒传》中宋江的想法如出一辙。为宋朝征战四方后，王彦率领八字军随宋军进入临安（杭州），被授予官职。
梁山好汉最初的民间故事正是从南宋时杭州的瓦子（曲艺说唱杂技等表演的场所）开始流传。南宋末年，画家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根据这些故事对宋江起义的三十六个人物进行艺术加工。
其中，“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等名号与后来的《水浒传》相比大同小异，但也有不少人物形象与如今的版本大相径庭，如武松最初是一个集酒色财气于一身的流氓，吴学究也是一个“酒色粗人”。
到了元代，话本《大宋宣和遗事》更是成为宋元时期水浒故事的集大成之作，将散见于宋元话本、杂剧中的梁山三十六好汉故事连成一个整体，为日后的《水浒传》提供了大量素材。
除此之外，水浒故事中的很多人物原型出自宋金战争，包括、燕青、扈三娘等。
譬如，史书中无呼延灼，却有呼延通。呼延通是韩世忠军中的统制官，多次随韩世忠大破金兵。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呼延通在绍兴六年的淮阳之战中，与金军猛将牙合孛堇交锋。双方持枪对战，难分胜负，接着都丢下武器，赤手空拳厮打。
在一番缠斗后，呼延通与对手双双掉入坑中，呼延通费尽力气才将对手生擒。这部分描述与《水浒传》第七十九回呼延灼大战韩存保极为相似。小说中呼延灼的结局，是为朝廷效命，参加抗金战争，最终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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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最后一回中，那首著名的律诗是这样写的：
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铁马夜嘶山月晓，玄猿秋啸暮云稠。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
在感慨梁山悲剧的同时，又有几分冥冥中自有天意的欣慰。
第一回写洪太尉误走妖魔，更是说洪信之所以会放走这些天罡地煞，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宋朝必显忠良”。张政烺、王利器等学者研究《水浒传》时，也曾将其定义为宋代忠义民军卫国的故事。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个情节，姜文饰演的悍匪张牧之与葛优饰演的假师爷谈论过往，说：“人们不愿意相信，一个土匪的名字叫牧之，人们更愿意相信叫麻子。人们特别愿意相信，他的脸上应该长着麻子。”
或许，南宋的老百姓，乃至统治者们特别愿意相信，宋江是接受宋王朝招安的一支正义之师，将宋江等英雄的故事编造成富有报国精神的“忠义人”故事，正符合当时的主流价值观。
在此后四百年《水浒传》的创作过程中，这一设定始终没有被舍弃。
参考文献：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孙述宇：《水浒传：怎样的强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王恒展：《梁山泊与<水浒传>》，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王利器：《水浒的真人真事》，《水浒争鸣》，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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